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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蕴情 百花齐放——读《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作品有感

2021-01-22 23:44:12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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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既是一项关系到民生大计的重要的国家行为,又在客观上为参与其中的诗人们提供了新的写作契机。诗人们离开家,到陌生的乡村“精准扶贫”,在切身体验历史大事件的同时,不断充实着自身经验。当真实生动的基层生活、富有温度的心灵体验与诗相遇,他们的诗歌面貌也在无形中变化着,而汉语新诗也因此获得了更强大的容纳能力,变得更丰富、驳杂。这是我阅读《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系列作品的直观印象,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细谈自己的感受。

首先,我想谈一谈新诗中叙事与抒情的关系。扶贫工作不是一句空谈,而是由无数具体而琐碎的事情构成的。当这些事情触动了诗人的神经,他们的讲述欲望也随之而生。因此,对事件的讲述,在这些扶贫题材的诗歌里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周碧华的《陈家湾纪事》、阿炉·芦根的《我的帮扶户》、也人的《邓启明露出了浅笑》、周孟杰的《“第一书记”扶贫记》等组诗中都出现了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有的读者可能会问: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每天都有无数的新闻产生,事件之多,只有你看不到的,没有你想不到的。为什么诗人们还要花费这么多心力去记录这些凡人琐事?惟一的解释就是,当诗人们亲临扶贫现场时,这些人和事切实地冲击到、至少是打动了他们。在情感的催逼下,他们必须一吐为快。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确实是个值得玩味的词语。

批评家杨昭曾谈到“事情”一词之妙,我循着他的思路继续阐释了这个概念:所谓“事情”,就是“事”中有“情”,有“情”才会有“事”,“事”与“情”融混在一起,难以拆析。海燕的扶贫小说《小康之路》就记载了大量的事件和事情,其中一些事不乏记忆点。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读者也仿佛跟着女主人公一起成长。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事件描写,那么小说的抒情就可能会落空,变得空洞而不接地气,只有在幼年贫困、奋发求学和艰难奋斗的件件小事中,读者才能真正地认领小说要表达的浓情蜜意。同理,新诗中的叙事,不应只视为一种脱离于抒情的技巧,还可视为抒情的一种手段,它与抒情不一定是对立的,相反,二者常常是胶着粘连,密不可分。李欣蔓的《裂变》正是一组融情于事之诗。她写留守儿童“脸上和手上长满皮癣/这肮脏的赘生物令人心痛”(《留守儿童》),写乳腺癌患者“暗淡的天空,她却一头撞到光明/满身的创伤被雨水浸泡”(《与中营村一位乳腺癌患者交谈》),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他人的同情。而《空巢老人》一诗,虽未直抒胸臆,却通过塑造剪影式的造型感让我们感受到空巢老人的困境:“土埂上,他们背靠背/像一个驼峰,接住落日。”这些诗歌寓事于情,通过真挚的共情性,向我们证明了诗的尊严。

其次,再谈一下新诗的“速记”与艺术性。在脱贫攻坚的大历史中,许多事件和经验都值得记录,免不了产生“速记”式的诗歌。这种情况下,“有感而发”是一把双刃剑。诗固然需要有“感”,但这个“感”若是轻浅无力的,那它也会稍纵即逝。我并不反对游戏式、小品式的诗歌,但诗的形式、风格应该与题材兼容。落实到扶贫这一题材里,诗若写得过轻过浅,就很难有说服力。因此,扶贫题材的诗歌更需要用深沉之“感”去支撑其艺术性。换言之,写扶贫,不能只是走马观花,而是要深入体会,并调动内心更深层次的诗意。北乔的《入村记》并没有停留在“入村”的表面,他将眼前所见与个人内在相映照,赋予了诗歌更纵深的内心体验:“一切安然,惟有我的心不平静/脚步坚实,虚无在膝头摇晃/我希望,我害怕。”郝炜的《我所理解的嘉陵江》将个人经验、地理水文与精神世界相结合,通过诗歌,为我们再现或重新发明了一个不一样的嘉陵江。而刘笑伟、杨杰、安琪等人则注重在艺术性上另辟蹊径,展示出诗艺的可能性。其中,刘笑伟、杨杰的《喊一声“兵支书”》共有10小节,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一个立体的“兵支书”形象,这种以点带面的人物写法值得借鉴。安琪的《小叙事诗——吕梁山护工许艳平》直接以“小叙事诗”命名,从护工的外貌写起,回顾其经历,再将时间线引回现在。全诗篇幅不算长,却注重叙述技巧,起承转合皆见自然。此外,周明的《傍晚的夕阳,落在背篓里》、范剑鸣的《在群山中眺望尘世》都注重谋篇布局与诗美经营。王单单的《暮春之初》《新作十首》稳中有醇熟,《易迁户》从对位思维中揭开诗意,《拉水记》用鱼的形象写人的孤独,“天地间,就他/孤零零地,站在/湿漉漉的公路上/像一条鱼,丢失了/身上的鳞”。《早春》有绘画之美,更妙在“密实的梨花丛中/昨夜大风,将那儿吹出一个窟窿/两间瓦房,隐约其中”,这个留白式的结尾,留出的正好是诗意。结尾处以画面带动诗意的写法,也出现在他的《冬至》《在开往花鹿坪的公交上》等诗中,“刀/插在棕树上/已经生锈”,“一个拦车的人,瞬间被/遗留在尘埃里,支在空中的手/被迫用来,和我们告别”。这样的结尾让人忍不住脑补当时的场景,通过想象领略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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