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地方性写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关键词，也是理解当下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恰如批评家杨庆祥在《地方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再谈地方性写作》中所说，“地方性以及地方性写作是新时代重要的文化趋向和写作思潮，它是基于‘普遍性空间’和‘进化论时间’的历史性变化而激活的一种实践路径。”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反复出现的地方性写作的潮流具有独特价值，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在地方性写作的框架下，“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构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文学现象。而在“新南方写作”的框架中，海南文学作为华南三省的一员，以其独特的地理风土与人文风俗，构成了一个核心的地理与文学板块。在既有的地方性写作相关研究中，大多围绕着小说体裁进行展开。然而，诗歌在地方性写作的美学建构中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海南青年诗群”的意义，正是在此理论背景下得以凸显。
一、地理诗学：岛屿风土的书写与赋形
岛屿与大陆有着不同的自然与生态。海南岛处在南方之南，是中国重要的海洋省份，也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独特的地理构造，形塑了海南岛独特的文化气质，也深刻地影响了海南诗歌的写作方式。地方风物、传统风俗和土腔方言，这些地方性的元素都进入了海南青年诗人的笔下，让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了强烈的符号化与象征性。
这种岛屿的独特性首先体现于海洋书写。四面环海的地理现实，使海洋不仅是生存语境，亦是诗人反思存在的哲学媒介。在的《12月13日，海》中，陈有膑写道：“你看见的大海仅仅是一个影子／那无底的暗沉的深蓝好像你的一生／然而你并不能看见一种真相的映照／就连大海仿佛也不曾看见它自己／它多么像一个那么大的巢呀／然而它是我们的归宿吗？”大海被隐喻为人的一生，但它自身也陷入认知的困境，始终无法看清自己。人与海的关系在真实与镜像间摇摆。即使大海给人一种像“巢”般的错觉，却也无法构成我们存在的家园。毕竟，“大海啊，我们一生无数次来到它的身边／但它从不曾给我们一个答案”。当然，大海之所以是未知之谜，还与其宏大浩瀚有关。
同样写海洋，陈有膑的《在冬夜去看一头鲸》洋溢着一种特殊的神秘感：“在翻腾的间隙里，海浪推开一扇黑暗的门／里面住着他的好邻居：死亡……此刻，他的内心没有过多的悲喜和爱／像海浪怀着一颗决绝的盐粒之心”。海洋总会让人想起生与死的话题，呈现出蕴含生生命奥秘的崇高意象，而当夜海深处的鲸鱼像幽灵般闪现，诗人体验到了一种与自然神性相遇的生命的高峰体验。无独有偶，陈健南的《在海滩，我们的脸庞已献给黑夜》也呈现出了夜间的海洋的神秘感。“还有什么能在我们的脸上停留／海水长出的眼睛正注视这一切／黑夜为所有爬过来的海浪维持秩序／每一滴奏响的波涛，都是燃烧着的心跳／每一块为大海诵读诗篇的礁石／必定为过海风默念致词／夜幕已降临，没有一颗明亮的星星／分享这人间夜晚的表演／只有这辽阔的夜空像发出声音的海浪／一样暗。我们抬头／看这悬挂的大海如何与夜空交换？／看这悬挂的大海如何发出声音／并流入人间”。这首诗的奇特之处，体现在视角的转换上。诗歌的前半部分，调转了诗人与海洋的关系。夜晚的降临给海洋增添了一种幽暗深邃的空间感，不是诗人站在海滩上凝视海，而是海水长出了眼睛，而是以海浪来凝视诗人，带有一种危险和焦虑的体验，俨然是“惘惘的威胁”。在诗歌的后半部分，则是大海与夜空的移形换位，将大海比喻为“悬挂的大海”，同时让原本无声的夜空发出海洋的声音。这是一首非常有想象力的诗，陈健南在动态的电影感中，写出了海洋巨大能量带来的崇高（the sublime）。
海南是在山海构筑的岛屿。在陵水的黎族诗人王谨宇笔下，海南岛是一片草木丰茂的诗意栖居地。与其他的海南青年诗人相比，王谨宇的诗歌似乎带有一种更为浓厚的抒情气质和牧歌情调，他的书写更多地指向的是海南的自然风光和山海意象。在他的笔下，有一个由村庄、季节、候鸟、礁石和草木所构成了一个生态世界，都处在稳定的秩序之中，万物似乎有一种归乡的宁馨。美学中有两大范畴，分别是崇高和优美，王谨宇的创作大致可以归为优美（the beautiful）的类型。他的诗歌中主客体和谐统一，有着沉静、安宁和温馨的世界。例如他的《那个向命运索取月光的人》：“仿佛一转身，就会／陷入更深的漆黑／在夜之中央／所有事物已隐去棱角／看不清前方，或者远古那个向命运索取月光的人／他体内，是否还留有隐痛／和苦楚的芬芳／隔着河流，稻草，几畦蛙鸣／在旷野之外纷飞的萤火／让夜的质地绵长，且柔软／犹如流水，犹如无需归还的／旧时光”。这首诗采用了先抑后扬的结构方式，从夜的深沉渐次过渡至萤火带来的静谧与柔软，展现了自然对生命创伤的抚慰功能。虽然经历过隐痛和苦楚，但是在自然的怀抱中，这里依然是静谧安宁的桃源乡。
当然，岛屿的风土也不见得永远是岁月静好，而是充满了一种野性的色彩。这是一种未被规训、野蛮生长的民间性，一种恣意张扬的生命感。李才豪特别擅长捕捉具有海南的鲜活“在地感”的诗歌。《我骑着电动车就这么转啊转》这首诗非常有趣，诗人写道，“我习惯了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到处转转／只是转转，或者吹吹风”。然后，他就带着读者骑着电动车在海口市内漫游，从和平南横巷出发，经过无数个街道和地名，然后回到了出发地。李才豪用口语入诗，这首诗仿佛就是他写的日记，做流水账式的纪录，但通过他的目光，我们能在飞驰的电动车带领下浏览海口的风光。诗人通过“罗列”，展示了一种诗句的节奏和城市的节奏的同构。此外，《12月末，深更半夜回到海南》是一首非常有“在地感”的诗。诗人展开了一个生活现场的横截面，对船舶到港之后的港口情况进行了一番描写：“当船终于抵达，抛锚／深夜的海口港，突然像一个被捅破的蜂窝／熟悉的海南方言，口嚼槟榔，红汁液／摩托车和的士司机正在努力拉客／依然婆娑的椰子树，依然青翠的印度紫檀／道路湿滑，一场雨刚刚偃旗息鼓／灯火迷离的椰城，一半沉睡，一半暧昧”。这首诗仿佛是一幅印象派的风景油画，在潮湿燥热的氛围中，嘈杂的方言、湿热的空气、迷离的灯火，共同复现了热带港口城市特有的混杂潮热氛围，一种热带的气息扑面而来，描写了当下的生活体验，带有很强的具身感官性。在这迷乱的夜色深处的是一个迷茫的归乡者，他“千里迢迢不知爬向何处”，在这雨夜的港口上演着归来与离散的辩证法，有生命的疏离与悬浮之感，这近乎存在主义的“抵达之谜”。
那么，何谓“风土”？在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的《风土》一书中，他分析地域环境与文化特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风土既不是自然环境，也不是社会生活，而是两者的结合。人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他的个性、社会风俗和自然的风土环境是综合在一起的，没有办法进行切割。海南岛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岛屿也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这种自然环境也滋养孕育了生活在岛屿上的的人的文化系统。由此，海南青年诗群的诗人们，都来自本土社会，也受到了岛屿特殊的自然、历史与文化的滋养。岛屿风土无疑对海南青年诗群的创作具有重要影响。海南青年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也用自己的想象抒发对岛屿的感受，完成了对于“岛屿”的赋形，并在他们的作品中铭写了对于岛屿的体验与感受，从而生成了一套基于岛屿风土的地理诗学。
二、精神景观：热带性感知的诗学转化
人们常说，热带无哲学。按照这一观点，似乎只有四季分明的温带才能催生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热带因为气候炎热且物产丰饶，导致居民没有生存压力，所以比较偏向于耽于感官，缺乏理性思辨的动力。这当然是一种来自欧洲中心主义的地理决定论的偏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热带的风土中，的确孕育了一套迥异于温带的感知方式与精神结构，无论它是否被定义为哲学。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诗歌创作来说，诗与思是相伴而生的，诗歌是用极端感性的方式来呈现一种精神的波动与起伏。因此，在海南青年诗群的诗歌中，热带经验体现为一种渗透到文本肌理的热带感性、时间感知与存在体验。
在热带的环境中，诗人们的诗思并未停歇，反而催生出更具灵性的启悟。王鸿章常将哲思安放于热带风景。例如，《在我和河流之间》中：“在我和夜晚之间／一定要有一个神／就像我和河流之间／一定要有一条小径／神可以在夜晚来临之时告知我时间／小径让我每天可以看见河流并路过它／夜晚沉寂如神临在／我在深夜沉思／如路过河流的这条小径。”恰如诗人所说，夜晚总是象征着某种神秘的氛围，有一个能告知时间的神随着夜晚而到来。诗人通过“走过小径看见河流”这一空间动作，隐喻了从时间性迷思向空间性敞亮的精神转化，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林中空地”（lichtung）概念形成诗学对话。同样的思考，还体现在他的《林中散步》中：“我常常一人穿过山林／它是我散步和思考的场所／每次我思绪起伏不定／萦绕其间的温暖空气仿如少女微笑／轻盈，悦耳动听／／在所有穿过山林的日子里／简单的一个来回踱步所走的路／贯穿整个傍晚／直到暮色裹住大地／夜晚返身躺下／我只看到一颗孤独者的心”。诗人穿越山林，在夜色降落之时发现了风景，也发现了自我。之前起伏不定的思绪如今变得安宁平静，这里的山林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起到了精神疗愈的作用，让孤独的诗人找到了灵魂的栖身之地。
热带作为长夏无冬之地，会滋生出一种时间感知的飘忽与粘滞，产生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李才豪善于在日常性的描写中提炼精神性。在《小巷深处，遍地椰子壳》中，他写道：“前面的那一块空地上／弃满了被掏空的椰子壳／它们多么像一堆清闲寡味的日子／曝晒在芒果味的阳光里／／中午，我提着一张红塑料椅子／面无表情地坐在门口／感受着这个海岛的夏天正渐渐消逝／我却依然没有迈出停滞的脚步”。这首诗写出了海岛生活中特有的慵懒、倦怠和虚无，将读者带到了一种热带的氛围中。诗人点出了海岛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符号性的事物：椰子壳、阳光和红塑料椅子，但是在最后一句说明自己的生活毫无起色。这首诗最出彩的地方来自“曝晒在芒果味的阳光里”，诗人通过通感（synaesthesia），将阳光的温度与色彩和芒果的外形与味道联想在一起，起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更有趣的是另一首诗：“在这样的时刻／我应该去做点什么／我不知道做什么／我只知道／要去做点什么／这样的时刻／什么都做不了／做不了什么／就更应该去做点什么／我应该去做点什么／无论做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这样的时刻／越什么都不做／就越不知该如何”（《这样的时刻》）。这首诗非常口语化，在不断循环往复的诗句中，我们能感受到诗人情绪的起伏波动，他想要起身做点什么，却又迟迟无法开始执行，陷入了一个结构性的死循环中。这首诗中特殊的节奏，模拟了精神困顿且毫无行动力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热带日常孕育出的人生困局。生命的虚耗和空转，正体现在这样的“不知该如何”的时刻，这似乎象征着某种热带式的永劫回归和虚无主义。
同样是在热带用诗歌的形式进行思考。热带是否会让人产生一种出神的幻觉？泰国导演阿彼察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电影中，人物经常出神，他们生活在晃晃悠悠的神志之中，似乎患有某种热带疾病。这使得他的电影总在描写某种间离的生活感受，并强调静观中与自我内在的对话。与这种典型的热带性感受相似的，诗人洪光越通过将自我他者化和镜像化来思考人的在世存有。万物有灵论认为，人除了有自我的肉身之外，还有可以离开身体的灵魂，这个观念可能源于原始人类对于梦境等现象的困惑。在他的众多诗歌中，有一种“分身”的存在，在《山巅与鸟鸣》则将自己比喻为“那只站在山巅上的鸟”，《豇豆种植》中暗示自己的也是进城的豇豆，“现在它们已经适应这里／在陶盆中完成身份转变／成为阳台上的盆栽”。这两首诗中，人被比喻为植物，或者直接变身为鸟。洪光越似乎特别钟爱那些“出神”的时刻，那些从镜像中看到的自我形象。他的《九月》《夜晚》《另一个我》等诗歌都描写了一种自我与他者的镜像关系。例如《九月》：“我站在一棵树下／刚下过雨，树在滴水，水也滴在我肩上／再往前是水塘／一只白鹭还在逗留，接着飞到祠堂上／神已不在／但我在，就在岸边望着水面／如果对岸也有人／在望着水面，他应该也像我一样，深爱这里”。天上的雨和眼前的水潭，都是恍惚迷离的，这让“我”的意识出现了幻觉，而白鹭就像引路的神鸟，带领着诗人的视线。其后，是空间的切割，河流的此岸和彼岸，我和对岸的人的“他”都望着水面，构成了一组镜像式的关系。《夜晚》中，“我也看不到窗外／玻璃那边也是我的房间／所以我只能看着我走着／／我身上的窘态和焦虑／此刻在他身上也有／他背负的和我的一样多”。这首诗中的“我”与“他”也构成了一组镜像关系，建立起一种易位但是共情的身份置换。《另一个我》中则更为直白：“我之外应该也有另一个人／在重复着我的所作所为”。在洪光越的带有现代感的冷峻和疏离的笔调下，世界上作为镜像的我，人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构成了他念兹在兹的一个写作的主题。
陈健南的诗似乎更强调一种存在的孤独和思考的强度。例如，“你有雨水一样洁净的灵魂与肉身吗／原谅他在醒后的一杯水中／认不清自己的脸。这孤独的质问让他／在清晨缄默不语。原谅这副／漂泊不定的肉身／在摸爬滚打的生活里染上风霜与尘埃……他说一颗不与人间为敌的心／还在路上行走”（《无题》）陈健南并不追求诗歌语言的难度，而是用真诚朴素的笔调书写存在的感受。在灵魂与肉身的追问中，他最终走向了生命的豁达与释然，这是一种“我执”的破除。与此同时，陈健南在对生活的观察中提炼出了鲜活的感受：“我们终其一生热爱的雨，曾碎在梦的沟壑里／我们如玫瑰花挺立的头／沾着新鲜的雨。而危险的高空／是雨辉煌一生的谱写／雨只有在破碎前，才能看清自己”。这首诗围绕着“雨”这个凝练的意象进行展开，沉静而有力量，既有一种冷静清醒的思考，同时又有一种生而为人的倨傲与倔强。而《独坐江边》则有浩荡的江湖气：“独坐春江岸上，不想天下事，不谈山中虎／不看西山落日。只守住一江春水，我带来／城里滚烫的石头，二两烈酒”。在这首诗中，古典的狭义精神与朴素刚健的语言相得益彰，似有孤单的侠客在对江水独酌，细述平生事。
因此，热带对于海南青年诗群而言，超越简单的地理或气候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深层的精神结构，一种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热带，意味着一套独特的感官系统和思维系统。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在海南青年诗群的创作中找到一种高度感性化、意象化的诗性哲学的思考。诗歌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在词与词、句与句的张力结构中，诗歌生成了一套反逻辑的逻辑，反语言的语言——热带的精神结构，构成了这种逻辑和语言的无意识基础。
三、语言实验：南方的陌生化与异质性
如何理解“地方性写作”？“陌生化”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在形式主义文论中，“陌生化”能够帮助人们打破感知的自动化，恢复对事物的新鲜体验，“让石头成为石头”。在地方性写作中，语言的陌生化和文化的异质性是实现此目标的关键。在海南青年诗群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很多具有突破性的、对读者的审美构成挑战的风格化作品。海南青年诗群的诗人们突破了现代汉语诗歌表达的边界，大胆地拓展了诗歌修辞的资源。
毫无疑问，黎族诗人郑南浩的诗歌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因为他的诗足够“怪异”，非常能触发读者的好奇心。这里的“怪异”，首先体现在语言。在他的《澄迈永庆寺拜忏》《盛筵》《定风波》《中元词传》《除夕异传》等诗歌中，他有意识地挪用了古典诗词、佛教用语和口头语言，以“嘈嘈切切错杂弹”的方式将这些语言要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密度极大、极繁主义的热带巴洛克风格。虽然是汉语诗歌，但是读者却未必能一下子明白诗的含义，因为他的语言风格本身就形成了一种需要延长阅读感知的“文字障”。郑南浩的诗让我们重新注意到语言的问题。换言之，他通过激进的语言实验，让读者体会到了语言本身的物质性与非透明性。因为，唯有让语言变得异质，才能擦亮那些被日常生活工具性磨损的语言，让语言重新焕发活力，获得第二次生命。与此同时，郑南浩诗歌的“怪异”，还表现在形式上，在《早餐》《羽》《2022年，中元节后》等诗歌中，郑南浩将诗行修剪成字数相同、规整化的句子，同时短句的切割形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如同整齐列队前进的军队一一般，体现了现代汉诗的“建筑美”。无论是语言还是形式，他的这种陌生化的修辞方式都是一种极为激进的语言实验，形成了一种高度风格化的作者性，这正是它诗歌创作符号性的自我标识。在某种意义上，郑南浩是当代的李贺或者马华文学（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中的张贵兴，散发出与众不同的蛮荒放肆的想象力。
无独有偶，临高的诗人陈亚冰也在语言方面进行了自己的实验。在《我想骑一匹枣红马到云脚见见你》中，他将个人情爱的书写与黎族英雄帕隆的传说交织在一起，将黎族的传说纳入了现代汉诗的写作中。黎族民歌的节奏和韵律被有效地整合进了陈亚冰这首诗的谋篇布局中，呈现出一种复沓回环的音乐律动，也带来了一种别样的清新气息。这是黎族传说与汉族书面文学、民歌与现代诗的跨民族结合，凸显了陈亚冰在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当然，陈亚冰似乎有意识的在自己的诗歌中引入某些叙事性的要素以及“异域风情”。在他的《阿塔》中，也带有某种来自少数民族或者南方异域的奇幻色彩：“阿塔，我想起你了／整个云月湖的绿木都是你／我们一起走过晚秋的傍晚／我寻来叶绿藤青的海金莎编织凤冠／你做我一生的女皇，阿塔”。女性、湖畔、植物、季节，这些元素都为这首爱情诗染上了一抹浪漫和神秘的色调，把读者的心绪牵引到了渺远的地方去。
说到征引另类的语言资源，00后诗人蒙志鸿不可忽视。有意思的是，蒙志鸿在海南青年诗群中虽然年纪最小，但是他的诗歌的风格却偏于抒情和传统。古意在他的诗歌中漫溢。我们从他的诗歌中看到张枣、何其芳、郑愁予的影子，因为他们的诗歌都带有某种来自唐诗宋词的意象和气韵，例如，蒙志鸿写道：“没有故乡，没有过往，／空虚如一个远古的国度，／只有城墙上微渺的灯火递送着经年的信纸，／石阶生苔，衰老的雨水将漫山的野草浣洗。”（《暮晚之雨》）又比如，“南方，南方是一架雨巷里生锈的／凤凰牌自行车，是一封从高楼飘下的／信笺——不要触碰，不要捡起，否则你将／梦见忧郁的山水……河岸的你浣洗衣裳，在黄昏里辨认我，／你说，漫天的黄金和漫地的谷堆都很美。”（《南方短歌》）这些诗中都带有浓郁的怀旧色彩和古典气质，但诗歌整体的风格又偏向于轻逸和梦幻。当然，诗人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在当代语境中对古典意象与意境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能够承载现代人的情感经验，实现了古典诗学精神的当代转生。
说到底，诗歌的本质在于语言的创新。如何在众多的诗人中脱颖而出，发出专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这是摆放在每个诗人创作面前的难题。不管是郑南浩对语言的激进实验，陈亚冰对民间资源的征引和化用，还是蒙志鸿对古典传统的现代转化，都体现了海南青年诗群对于汉语表达可能性的多维探索。海南青年诗群的创作，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不断挑战和探索语言的边界。这些诗人的努力，将不断拓展现代汉诗的南方疆域。
结语：边缘的活力与星丛的辉光
“海南岛是诗歌岛”，这一个判断凸显了诗歌在海南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相对于其他文体，海南诗歌创作的确更具有影响力。海南诗歌的成就，有赖于不同代际诗人的持续创造。如今，这一接力棒来到了“海南青年诗群”的手中。从80后、90后到00后，海南诗歌的新生力量如同浪潮翻涌，充分展现了海南当代文学的生机与活力。在南方之南的海南岛，在朱雀所居的火炎之地，海南青年诗群已然崛起，它代表了地方性写作的蓬勃力量，体现了野气横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将这些诗人的创作实践冠以“海南青年诗群”之名，但是这一群体性的身份并不能完整涵盖这些诗人的个性和风格，因为他们的创作风格非常的多元，更接近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星丛”（constellation）状态，是异质要素之间的自由组合和相互呼应，但绝不是封闭的目的论系统，而是一场敞开式的小型共同体。海南虽然地处边缘地带，但这并不是局限，反而为其提供了更为自由的文化空间，从而孕育出强大的“边缘的活力”。正是因为这种来自边缘的创造力，为海南青年诗群在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多元格局中占据了一个独特而坚实的位置。
汪荣，现任教于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发表论文40余篇，媒体文章80余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海南省文艺批评家协会文艺评论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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