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莽，原名张建中，1949年生，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1969年白洋淀插队期间开始诗歌写作，是“白洋淀诗歌群落”和“朦胧诗”群体的）主要成员。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后就职于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和《诗刊》社。出版过诗集、诗文合集、诗画集十余部，编辑和主编诗歌选集、专辑百余种。举办绘画作品个人展6次。
苟浩然， 2001 年生， 四川巴中人，河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林莽访谈录： 诗人、编辑双重身份下的新诗多元探索 采访者：苟浩然 受访者：林莽 访谈时间：2025年5月19日 苟浩然（以下简称苟）：林老师，您从诗歌创作转向编辑工作的契机是什么？从《诗探索》复刊时，您就一直坚持义务编辑工作，这种无偿奉献的驱动力是什么？ 林莽（以下简称林）：我是从首都经贸大学调到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工作的。我在大学工作期间，就曾经被借调到《诗刊》做过编辑。那是90年代初，我在《诗刊》作了一年多的借调编辑。《诗刊》编辑部主任王燕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编辑，我向他学到了许多的编辑经验。他希望我留在《诗刊》，但那时的主编对我是“朦胧诗”的成员有些芥蒂，说没有名额，无法进入。正好这时中华文学基金会文学部需要一位有一定文学成绩的人，加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在做一些教学管理方面的工作，他们认为我正好合适，就把我调去了。在基金会接触文学界的面比较宽，从那时结识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当时中华文学基金会文学部有几项有影响力的文学工作，如：“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评审编辑工作，“庄重文文学奖”的评审工作，当时还有其他一些文学活动，都是由我所在的文学部负责的。当时“庄重文文学奖”和“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这个活动，要参加评审，要看很多的书稿，“21世纪文学之星”评审后还要编书。同时我也在主编一些诗歌方面的选集。由于工作的需要，从90年代初我就开始做编辑方面的工作，直到现在。同时，我也一直坚持着诗歌的写作。编辑是正业，写诗倒是业余的。 《诗探索》复刊是1993年，吴思敬老师和谢冕老师商议着要把这个刊物恢复起来。当时，吴老师有一个学生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语文报刊社当总编辑，他答应为《诗探索》提供资金帮助。需要组建编辑部，就找到我、刘福春、陈旭光等几个人。因为当时我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工作，有一定的编辑能力，我也对诗歌理论研究有兴趣，吴老师、谢老师找到我，说希望我能够加入进来，我加入到《诗探索》的编辑队伍一直到现在。做无偿义工，这是谢老师创办刊物时就坚守的原则，一直坚持。我从《诗刊》退休之后，谢老师让我主持《诗探索》的运营工作，我主持了十几年。对《诗探索》进行了一些改进和扩展，如驻校诗人、诗歌奖项、诗歌论坛等。我依旧坚持不拿工资，不要报酬，是向谢老师和吴老师学习。据我所知，这在全国的刊物中是绝无仅有的，靠这种义务劳动，《诗探索》几家主办机构都没有经费，编辑不拿报酬的学术刊物，已经坚守了四十多年。 这种无偿奉献的驱动力，只是出于对诗歌的真爱。 诗人林莽（张建中）白洋淀插队故居 苟：您创办《诗刊·下半月刊》的初衷是什么？在创办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林：我去《诗刊》是1998年的夏天。到《诗刊》工作以后，就发现我们很多年轻诗人，甚至很优秀的年轻诗人，他们的诗都很难在《诗刊》发表。原因在哪呢？因为《诗刊》就80个页码，每年“十一”“五一”“八一”“六一”，所有的节庆日都有专栏，再加上全国那么多知名诗人、老诗人，他们要在《诗刊》发表各种各样的作品，年轻诗人的版面就很少了。我认识的一些年轻诗人，已经很有成绩，但就是上不了《诗刊》，有的两、三年能发一次就不错了，发一个组诗就更难了，我觉得这不太符合中国的诗歌生态。好多年轻诗人一说到《诗刊》，就说那是“官办刊物”。改革开放已经好多年了，整个大的文化形态已经变了，我觉得《诗刊》这样不太符合时代要求，于是我就提出来把刊物扩容的想法。正刊之外加一本青年版，再办一本选刊版。我提的理念是“一刊在手，能知天下诗”。正刊负责最主要的工作任务，青年版发表年轻人的作品，选刊版可以把各个刊物的优秀作品选来，再加上优秀翻译作品。这样的话《诗刊》就可以大一统了，“一刊在手，能知天下诗”。当时这个理念得到了主编的赞同，但又担心《诗刊》这个老牌刊物，家底差，我们拉得动吗？经过研究，说申请先办一个青年版，这样我们就开始打报告，作协当时的领导层还是比较老的一些领导，他们不太认可，说一本刊物还没办好，还要办两本，就给批了回来。隔了一年以后，作协成立出版集团。那这时候作协的领导班子也变了，出版集团要把所有刊物都统起来，包括作协的出版社也统在一块，《诗刊》和《人民文学》当然也进去，还有什么《民族文学》《中国作家》这些都统在一块，叫出版集团。我就跟当时的主编叶延滨说，咱们《诗刊》作为一个80页的小刊物，在集团里边占的份额太小了。他就问我什么意思？我说现在领导班子换了，咱们能不能再把青年版这个刊物申请申请，因为确实有需求，那时候我们手头有很多好稿子，根本发不出去。叶延滨就说那就再申请试试。当时我就找到了主管的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他是新上来的作协领导，他问我要不要人？我说不要人，要不要钱？我说不要钱，只要刊号，只要能批准就行。他说，那行，我就批了，不用上会了。他批了以后直接报新闻出版总署，一周以后，批示就下来了：《诗刊》是全国优秀期刊，可以扩容。下来以后，主编就找我，你看这个刊物谁办呢？我说如果你要信任的话，就我办。他说那你有什么要求？我说只要求再增加一两个合适的编辑，钱我自己来酬。《诗刊》下半月刊就这样开始了，2002年的秋天开始试刊，试刊以后效果很好。2003年开始就变成一年12期，《诗刊》就一月双刊了，刊名为《诗刊·下半月刊》，主要发表青年人的作品，鼓励发现新生力量，知名度高的诗人只发创作谈和理论文章，这个刊物一经创刊，就很受欢迎。后来又创立了“华文青年诗人奖”，搞了许多诗歌活动，大家不再说《诗刊》是“官办刊物”了。全国多家刊物也效仿着办下半月刊，对整个诗坛发展有了明显的推动。 《诗探索》 苟：《诗探索·作品卷》在创刊时就说要办得与众不同。您从编者的角度来看觉得《诗探索》的与众不同主要体现在哪里？ 林：我是2009年年末从《诗刊》退休的，退休之前谢冕老师、吴老师就找到我说，希望我把《诗探索》的具体工作管起来。说句实在话，那会儿《诗探索》办得很困难。因为没有资金，一年有时候出一本，有时候出两本，一期印几百本，开会发一发，送一些老作者或研究者。当时我很犹豫，《诗探索》是没有钱的，当时主办单位都不给钱，一切靠自己去筹。说心里话，我真不想接这个工作。但想到谢老师和吴老师的委托和信任，出于对诗歌的热爱，我就找了一些朋友来商量这件事儿。最后大家都说《诗探索》基础好，有谢老师领衔，能办好。要办的话，就恢复到以前的一年四期的季刊。扩大宣传面和读者面，也增加了刊物的发行量。有些朋友说没问题，资金我们帮你找。我想既然干就得像样，我就跟谢老师和吴老师汇报了我的想法，他们也同意。从2009年冬天就开始筹备。刘福春老师和他夫人徐丽松也加入了编辑部的具体工作。徐老师原来在《诗刊》就和我一起工作，她55岁退休了，有一定的编辑和管理刊物的经验。租了办公室，我们就开始筹备资金，第一年我们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筹集了80万。2010年《诗探索》刊物恢复了4期8本，还搞了许多诗歌活动。年终总结，谢老师就很高兴，他提议奖励我1万元，奖励刘福春5千元。后来我表态说：谢老师，《诗探索》的传统就是所有的编辑和主要管理人员做义工，不拿钱。您表扬我，我很高兴，但这钱我不能要。我说，这些钱都是朋友们帮助捐赠或“化缘”来的，都是大家对《诗探索》的关心和爱护，这个钱我不能拿。刘福春也表态说，你不拿我也不能要。我说对，我们向谢老师和吴老师学习，都不要。 从2010年到2021年，《诗探索》的运营工作一直是我在负责，这12年我为《诗探索》找到的资金和朋友赞助有大几百万。每年最少60万，还不算在一些地方做活动当地花的钱，本身我们运营至少要60万，12年就700多万了，加上各地搞活动花的钱，那肯定上千万了。这些年，经过我们的努力，《诗探索》的所有工作做得还算满意，扩大了影响力，刊物印量也有了大的提高，峰值有5000套，1万册。平均值也在2500套，5000册。作为一本学术刊物，应该很好了。 上世纪90年代，《诗探索》复刊两年后，为了让新诗写作者更多关注《诗探索》，我提意创办一本作品卷。这一建议得到了谢老师的赞同，后来作品卷所有的编辑是我在做。作品卷的特点不同于一般的诗歌刊物，不以发表诗歌作品为主体，《诗探索》作品卷要兼顾创作与研究，所以栏目设置上就很不一样，它对诗的要求更高，发出的都是有一定研究和探讨价值的作品。谢老师在创刊弁言中说： 《诗探索》作为理论批评的专业刊物，它的对象是诗人及其作品，但它的立足点和最后的指归仍旧是对创作现象的归纳和概括。尽管我们过去曾经通过介绍诗人的工作，或解读作品等方式，力图建立起理论和创作之间的桥梁，但因为毕竟不是直接的作品展示，而使我们往往有力所不能及的遗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改版的《诗探索》准备直接介入诗人的创作及其作品的展示，这是一种大胆而充满风险的举措。……《诗探索》是学人编选的出版物，从理论的、学术的、诗歌史的角度审视和进入诗人及其创作，这就使它拥有了一个独特的、宽广的、甚至可能是久远的视野和准绳。这就为我们确立的‘与众不同’的方针提供了一种保证。 谢老师对中国新诗的认知与判断总是高屋建瓴，有发展眼光和指导意义的。多年来，作品卷通过展示、细读、作品分析等等方式，体现《诗探索》办刊的学术性和“与众不同”。谢老师不仅是《诗探索》的创刊者，也是我们办刊的指导者。 因为当时我还在《诗刊》上班，工作较忙，作品卷工作做得不太好。我接手全面运营管理后，从印制、发行、奖项、诗歌活动等多方面改变《诗探索》的运营方式，将一份校园的学刊，改变成走出校园和学术圈，面向社会的、全方位的、开放式的，一本新诗理论研究与创作研究的刊物。 《诗刊》 苟：您编辑诗歌年选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老师能否分享一下。 林：我到《诗刊》工作以后，当时漓江出版社找到《诗刊》，希望合作出一本诗歌年选，他们当时开始做小说、散文的年选，还缺少一本诗歌的。当时叶延滨是《诗刊》主编，他就问大家谁愿意做这件事？当时没有人应接。他就找到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事做起来？我说我要征求我们编辑部的意见。编辑部认知有不同，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觉得这是个麻烦事。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事虽然麻烦，对于我们的编辑工作，了解诗坛全面情况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做。大家统一意见后，我就把所有的编辑分了任务，每人负责几种刊物。我说这有两个意义，一个是，通过翻阅刊物，了解了别的刊物办得怎么样，作为编辑你应该了解全国诗歌刊物的整体办刊状态；第二个就是从中了解中国的整体诗歌的发展状态是什么样的。大家分了任务，每本刊物要从头翻到尾，把优秀的作品挑出来。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开一个小结会，大家谈谈到底哪家刊物办得好？你认为办得不好的刊物问题出在了那儿？我们的刊物应该有哪些改进？这样等于是双向的。既是对别的刊物的审视，又是对自己刊物的补充，也是编辑年选的一个最可靠的筛选方法。不是那种拍脑袋，开出一个诗人名单，发封信要稿子。我们对全国诗人很熟了，张三李四王五我们都知道，你要让他把稿子寄过来，因为你认知的范围就这么多，新的优秀作者会被忽略。这种选法最容易，但不科学。这些作者寄来了三、五首诗，也可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也可能他就随便给你拿两首诗来，或者是他认为好，我们并不认为好，这样的可能性都有。但是他寄的你还不好不用。其实很多刊物就是这么编的，省事啊，发一封信，发个电子邮件，大家都来了，一攒就是一本选集，编起来非常容易。但我们还是用最笨的方式，认真翻阅刊物，从头筛到尾，把好诗筛出来。这样的话即做了年选，编辑队伍又是一次学习的过程。这些年来，我们的每年的年选里总有百分之十几的新人，新面孔的出现。因此，我们这本年选一直很受欢迎，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编辑年选这个工作量很大，多的时候十来个编辑，有时候我们还请其他刊物的编辑帮着选。第一步筛选完成后，前些年还没有电子稿件，都是复印刊物，一份一份地粘贴，一般都要初筛出三千首左右，然后由我再整体通读，把这三千首诗通看几遍，删掉80%—90%，最后剩下200到300份好的诗歌，初选稿入选率大约是百分之十。每年我做这个工作还是很受益的。受益在哪呢？通过这种筛选，知道了中国诗歌整体状态什么样的，作为一个好的编辑，你对诗坛要有个全盘的概念。哪些是优秀诗人？他的诗好在在哪儿？那些年在《诗刊》工作，我对这些心里是很有数的。每年年选的编辑工作，实际上对自己的写作也是有受益。你知道什么样的诗是优秀的，应该学习的，什么样的诗是有问题的，应该避免的。总之，编辑的过程是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过程。 年选出版后，我们编辑部还要做一次集体的再阅读，从中投票选出今年的最优秀作品几十首，发在刊物上。这种再阅读，也是一次编辑部集体审美观念的再学习。这个过程辛苦，但也有多重收获。 苟：您批评过“为先锋而先锋”的写作倾向，编辑工作中如何甄别真正的创新与虚张声势的诗歌作品？ 林：刚开始我们办下半月刊的时候，我们几个年轻编辑总和我说，咱们多发点先锋的诗歌，我说我不反对，但先锋诗歌也要好，不能空有其表。我说咱们应该有个尺度，这个尺度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诗歌，我们都有一个尺度来衡量你。不管你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不管你是写城市的，还是写农村的，也不管你是什么流派的我们都要发，不能说因为你先锋，我们就发。那些瞎写的伪先锋的东西，就不能发，我们要把真正的好作品选出来，我们心中要多几把尺子，先锋的我们用先锋这把尺子衡量你，用先锋的优秀的标准来要求你，你写中国传统题材的，那我就用传统的这把尺度来衡量你，你的作品是不是有所发现？你是不是达到了一定水准？后来他们再说，我就说，你们把你认为的好的先锋的诗歌拿来放到我桌子上，咱们再当面分辨，到底够不够发表资格。他们送上了一些诗歌，我就跟他们一首一首地分析、讨论。我说先锋也好，什么主义也好，它也是有标准的，在诗歌理论上站得住脚的才行。创新是很难的，因为它有了更新的高度，选择先锋，就是选择了难度，写不好也不行。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开过一门课《现代艺术认识方法》。那是80年代，我这个课就是把中外的音乐、诗歌、绘画、建筑、电影等混在一块讲，用先锋的、现代的理论来进行衡量。我的课堂是一个开放性的课堂，比如我拿了一些画，我就把画放映在屏幕上，一张一张地放，比如梵高放上十几张，请同学们来评判，对这张画你怎么看？一个电影放一段，大家来说这电影好在哪？它体现了什么？播放一段现代的音乐，大家来谈，最后我来串讲，做总结。我的课堂很受欢迎。在讲课的过程中，我把现代艺术理论和文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有一年暑假为了讲课，我看的书摞起来最少有一人高，都是些先锋的、现代的文学、文化、哲学等各种各样的理论书籍。加上我这些年的写作实践，我心里是有底的，我许多的诗人朋友都是追求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我深深知道它的优与劣。 后来，有一个外省的编辑跟我聊起来，他说我认为你们下半月刊发的中国农村题材的诗歌占比重比较大了。我说你这个意见我非常同意，为什么呢？我说你想想咱们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你分析过吗？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们是一个从农业文明脱胎出来的一个国家。咱们再退回10年去，很多北漂都是农民，他们的父母肯定是农民。写作要接近生活，贴近自己的感受，那什么是他自己最真切的感受，肯定是乡村生活。如果反过来说，作为一个文化青年、城市青年、北漂的青年，你能够来关照农村生活，把它写得更为立体，更现代，那当然好，但许多人还做不到。因为大多数作者最深切的经验是农村生活，我说我们的刊物不体现这个，那体现什么呢？我的这个说法他也接受，他说你说的也对。我并不是说我喜欢什么我就发什么，我要看他写的是不是真实的生命体验，是不是好的诗歌。之所以我们的刊物上农村题材多，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刚刚从农业经济脱胎出来的大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比例这么大的国家，我说刊物如果不反映这些，我们就是虚假的。 一家刊物是面对大众的，它不是流派和同仁刊物，那它就要充分体现各种风格的写作。多种风格的写作，各有各的优秀的作品。刊发反映时代文化状态的作品，为时代留下文化痕迹，是一个刊物编者应该坚守的。 “朦胧诗”之后，确实有一些人，一些编辑唯先锋是论，文章虚假，写作虚假，倒了许多读者的胃口，也坏了诗人的名声。一个编者不能人云亦云，只追潮流，要通过学习获得真才实学，那样才能编好刊物。 《诗刊》 苟：您多次谈到诗坛中缺乏秩序的问题并提倡“健康”的倾向，您认为这二者有无联系，健康与秩序这两个概念在您心目中有无较为具体的所指。 林：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很多诗人自杀的案例。很多人更相信诗人就是病态的，甚至认为诗人就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是疯人、是酒人、是痴人，总之是有毛病的人，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从传统诗人里看，不管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的人格是完整的，还有王安石，苏轼、王维这些人，人格都是完整的。不是人们说的那种病态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误传。另外，近些年，年轻诗人看到海子自杀了，戈麦自杀了，这些好像成为了某种倾向性，似乎成了一种潮流。海子，戈麦这两个人我都很熟，他们各有自己的特殊性。但确有了一种潜在的影响力，于是有的写作者不在诗上下功夫，而是在行为上下功夫，表面上下功夫，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甚至是在一些场合装出一种疯癫的样子，把这个范儿装得很大，但是实际上作品并不好。那个年代为什么好多人不喜欢诗人？是因为我们有些诗人确实太过分了，破坏了诗人的形象。所以那时我提出了：健康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康的诗风，拒绝病态，拒绝矫情，拒绝虚荣的这种说法。其实我说的不是诗歌理论，只是针对当时的诗歌生态的一种态度，是针对当时的诗坛状态说的一些想法。 中国诗歌这些年没有像上世纪80年代那么受关注，但诗歌写作的人口仍然是不少的，因为中国有诗歌传统。我一直形容中国近些年的诗坛是一片荒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荒原。写作的人很多，但良莠不齐，所有的诗人们基本都是自由生长的，自我教育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诗歌教育很不完善，包括我们的中小学，对先锋诗歌、对新诗歌、对现代诗歌这块实际上是很薄弱的。相对而言，旧体诗词有一套较完善的教育方法，但新诗没有。写旧体诗的人很多，但是相对写的不怎么样的人也很多，如“老干部体”那些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人写得非常好。但新诗的教育是无序的，它没形成一个传统，也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教育体系。你碰上一个好老师，那意味着你有福了，你碰上一个糟糕的老师，甚至连诗歌他都不懂，甚至大学的一些教授讲起新诗都是外行，这样的人很多，另外还有一些冒牌的，非常虚假的，没有实践经验的，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讲授者，把一些人引向了歧路。我们诗坛还有一些人，互相吹捧，设立各种诗歌奖，造成了很多混乱。AI写作之所以旧体诗受到冲击大，是因为旧体诗给的资料都是好的。新诗那块给的都是乱七八糟的，AI学的也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不用担心AI取代新诗。 在中国诗坛这片生机勃勃的荒原上，真正长成材的屈指可数，大部分是荆棘和荒草。当然这也是符合社会实际情况，古往今来，优秀的诗人总是少数。 但我们中国人对诗歌文化是很重视的，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种向往。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偷偷地写过诗，有过对诗的向往，尤其是像前些年。当然这些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出口多了，方向多了，不太一样了。写作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包括语言形态的变化，诗歌仍然有很多的追求者和爱好者，仍然是充满了潜力的。但是我们的诗歌教育还是很成问题的，不成系统的，甚至教材也不统一的。碰上一个好老师，碰上一个确实真懂诗的老师，那你就受益了，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说诗人们都是在进行自我教育，就大部分诗人是通过自我教育来完成的。这也是这些年我做了很多诗歌的事，就是想推广中国新诗。我觉得，中国新诗其实有很多好作品和优秀的诗人。但是我们的传播和我们的宣传做得都不够。还有我们的教育跟不上，上了教材课本的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曾经跟教材编写组的人讨论过，我说你们现在的诗歌教育理念是社会化的，不是艺术化。你们讲到《老马》，讲到臧克家，就说劳动人民受压迫，但是忽略了诗好在哪？作为诗歌审美应该是怎么的等。审美教育应该从小学到高中，逐步推进，诗歌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诗歌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情感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有阶梯的，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或者到大学这个教育是应该有阶梯的。这个体系没有，不像旧体诗词，我们有一套完备的教育体系，新诗没有。我们新诗已经历了100年，已经具备了很多优秀的诗人和堪称经典的诗歌作品。我们筛选做得也不够，我们有很多的选集，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意识形态和艺术思考，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我们的出版社在出版的书，只是为挣钱，不是为了真正地传播诗歌。比如有的出版社出版了本《外国朦胧诗》，这很不专业，而且是很荒唐的事。 苟：您觉得编辑活动对自己诗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如何处理个人创作审美与公共编辑角色间的张力？ 林：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辑，不光是要编好稿子，你还要对文艺理论有所研究。作为编辑对自己的写作要有要求，我觉得做好有一定难度。但是一个优秀的编辑不一定两个方面都要兼顾。过去有些编辑家，像崔道怡、张守仁，都是思想很深刻的，他们自己可能写的并不多，但他们编辑的经验和眼光是独特的，他们的那种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是足够的。这方面，我觉得有许多编辑是不够的，他们没有认真地下过功夫。 同样的，我主张诗人本身写到一定程度，也要作一点理论研究，对诗歌本体的研究，这样可能才能迈上一个新台阶。任凭自然化的生长，即使你天分不错，但再上升也很难。 我觉得当编辑对创作应该是有积极影响的，最起码你看得多、经得多、见得广。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对有些编辑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他只是为了编点稿子，弄点什么利益交换，或者什么之类的，没有认真地对待诗歌编辑工作。 作为编辑要有更宽泛的审美趣味，审美更广博，不能只以自己的口味来去舍稿件。我觉得编辑工作对我来说是受益的，看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学到了许多好的诗歌。 苟：“春天送你一首诗”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诗歌的传播，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老师如何看待诗歌传播过程中诗歌自身的“损耗”（诗意简化、摘取金句、曲解原意等）？ 林：任何一个社会，你想要把什么事情做得很纯粹，都是不可能的。大的社会形态和专业本身肯定会有一定距离，甚至我觉得诗歌批评，就是在大学里的诗歌批评、诗歌教育跟写作都是应该有一定的间距的，有了一定间距才有可能有较为准确的观察。现在有很多大学老师本身也写诗。这个现象你说好还是不好呢？我觉得是个双刃剑，搞研究和写作是不矛盾的。有过实践经验和没实践经验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是贴得太近了，你太注重自己的所谓的个人流派，个人的那种小圈子化了，对你的研究也是有影响的，你的视野就窄了。我们的社会新闻只为追热点，就不管艺术的根本了，比如说报纸宣传什么“垃圾诗人”，什么“脑残诗人”，什么“梨花体诗人”，这些东西都是社会表象，我觉得作为写作者不要太看重这些东西。你不要为了这个噱头就去追求这些东西。其实那都是过眼云烟，过几年大家就不再太当回事了。还是要深入地追求艺术本质上下功夫。这种现象我觉得到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尤其是信息发达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现象有社会需求，尤其是网络，要流量，它就搞各种噱头，很多虚假的东西，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说一个编辑家，应该抛开这些表面的现象，看到本质。 “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是我在《诗刊》时搞的一项推广新诗的大型公益活动，连续做了8年，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我们很少用“截句”和“金句”的传播方式宣传新诗作品，都是以刊物和整首诗的卡片方式分发给读者。我一向不太赞同截句的编诗方式，这种方式简洁，方便阅读，传播快，也有它的优点。但还是完整的诗歌能传达作者的全方位艺术观念。世俗化的传播是会损害诗歌的认知的，但好的诗歌一定会保持它应有的光芒。 苟：“华文青年诗人奖”与“驻校诗人”制度的设计对诗歌教育有何启示？您认为良好的现代诗歌教育应具备哪些特征？ 林：“华文青年诗人奖”之所以设立，就是想给青年诗歌写作者树立一些榜样，什么样的诗歌是我们所提倡的，哪些诗人是真正优秀的诗人。它已经是中国诗坛备受瞩目和得到众多好评的诗歌奖项，它已经坚守了20多届。 “驻校诗人”是想让诗人真正地走进大学校园，和诗歌教授、教师、研究生、学习文学的同学们密切地接触，直接地对话，这样就促进了教学与写作者的互相了解。由于我们的诗歌教育不成功，所以我们需要注入一些新的东西，让它能够跟既贴近现实，又能够和诗歌本质的东西挂上钩。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看，这是一项成功的诗歌教育实践。 “驻校诗人”是从“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中遴选出来的，它令这一奖项与众不同，它使奖项得到了延伸和扩展，令其更为持续化和立体化。 良好的诗歌教育应该是层层递进，有系统的，是从启发审美认知出发的。 《2010中国年度诗歌》 苟：老师如何评价当下的诗坛，当下诗坛有没有出现什么新的值得关注的要素，您认为还存在哪些问题。 林：我觉得中国当下的诗坛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很多青年人的诗歌写得比过去好了，从审美要求上，他们不是像前些年，年轻的写作者过于关注那些表层的，那种所谓的流派、主义，或者说所谓的先锋，现代主义等，他们更关注自己的生活体会，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了。从写作的方法上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包括语言本身的追求，是那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不是那种特别通俗化的东西，是更有潜在的意味的表达，这样的写作者越来越多了。好多年轻人出手写得就不错。当然也存在一些虚假的、表面化的诗歌，如那些所谓的学院派的东西，掉书袋子，甚至完全靠模仿一点外国的翻译作品来写，我看过有人编的一套大学生诗选，很糟糕，糟糕到几乎没有几首像样的诗，都是一些名词，乍一看好像很高深，很唬人，但是实际上什么也不是，没有实际的生命经验，也没有文化经验，都是些表层的词汇。很多诗人，他不懂得诗歌源自于生活，诗要表达的是你的生活，你的体验，你的情感和你的生命经历，如果没有这些，完全是从书本上来的，是靠不住的。当然还有些写作者，不认真读诗，不学习，只是随意写来，靠一点才气，似乎有了一些成果，但写多了就暴露了学养的不足。我们的刊物对写作者缺少更严格的要求，于是，许多等而下之的作品四处泛滥。我们的评奖同样有许多问题，也许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整理。 苟：老师能否对年轻的诗歌写作者提出一些建议，在创作上要有所进阶还可以怎么做。 林：里尔克说，你要是没的可写，你就写你的少年。小时候那些生命体验和感觉，即使你在监狱里，你也可以回忆过去的生活。你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你生活在学校里边，校园里的生活，情感经历，甚至与父母的疏离与亲密的关系，和他人的接触，和老师的接触，相对虽然简单，但是情感波动、协调和矛盾，还是会有的。优秀的诗歌就是要表达人与人之间那些微妙的感觉。我觉得你从真切的生命体验出发，不断地借鉴优秀的诗歌作品的写作，开始可以模仿，模仿的形式和语言可以是别人的，但是内容一定是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是不能嫁接的。当然借鉴别人的生活经验、文化经验也是可以的，但是，你首先你得自己有真切的体会。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需要真地研究几个你喜欢的诗人，是你真心喜欢的，读来有感觉的诗人。他的作品，他的生活经历、他的写作、他的诗歌论说、别人对他的评价。认真地读了，再背一些诗，你对他的认知就不是凭空而论了。就这样，国外的、国内的，你认真研究十几个人，一个人学一点，在写作上你就有了十几点，你就知道诗应该怎么写了。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是可靠的。一边学习，一边模仿，一边写出属于自己作品，在体验中前行。 苟：距离“白洋淀诗歌群落”正式提出已经三十余年了，老师从现在回望历史，如何看待“白洋淀”之于自身的意义，以及对于诗歌史的意义。 林：我觉得白洋淀诗群是在那个特殊时代，一批读了一些现代主义诗歌和文学作品的青年诗人，他们超出了当时的社会认知，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们体现了那个时代青年人去追寻五四文化传统，向国外的优秀诗歌文化学习，让诗歌回到了诗歌的本体，回到了人的自身，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最早的那些50年代、60年代的大跃进诗歌，“文化革命”中的那些诗歌，都是脱离开人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体会。而白洋淀诗群，是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象征，也是通过学习优秀的诗歌，学习五四以来的传统和世界先进的文化，最后产生的一些诗歌。所以它的意义在于，它真正回到了文学的本体。它更为中国新诗史留下了靓丽的一笔。 至于我自己，我是幸运的，在那样一个年代，我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表达自己的诗，我的人生因此而丰富了起来。感谢诗歌，感谢白洋淀这片具有无限魅力的水域。 苟：老师是否考虑过写一部自传性质的回忆录，记录自己的诗歌及生活经历。 林：还没考虑过。因为我觉得写自传难度很大，有些事情已经忘掉了，需要坐下来认真地回忆。我的诗歌里有把自己的生命历程，主要是情感历程串写的一首33节的长诗，当然它是用诗的形式，是很粗线条的，虽然也有小的细节，但还说明不了问题。我还写了一些散文，写了一些回忆的东西，已经具备了自传的性质，但它们还没成为自传体的形态。将来想不想写呢？我现在还真的没有打算。因为要写，我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生履历，它应该更多地涉及到社会面，那种更开阔的纵深的，多个角度书写，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了。我现在没下决心的原因，我的理想中要写的回忆录，要有横向的比较，把那些时代的感觉统起来，你个人只是社会中很小的一份子，你的变化和这个大环境是有关系的，你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或者你之所以去追求某些东西，你之所以能够那么想问题，都是有原因的。这种原因要想把它追溯回来，回到原始状态确实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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